我初中毕业后上了中等师范，毕业后当了两年初中老师，1987年自学考上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就算开启了我的考古之路。

本来高考我想报的专业是哲学和历史学，但是那年这两个专业在甘肃不招生，就报了相近的考古学。我之前对考古学并没有多少了解，是严文明和宿白先生的“考古学通论课”，为我打开了考古学的大门。严先生讲课思路清晰，深入浅出，容易听懂上心，宿先生讲课信息量很大，论述严密，记笔记很有成就感。由此我了解到什么是考古学，从而喜欢上了这门寻根究底、注重实证的学问。两位先生既注重对具体资料的介绍分析，又有诸多全局性认识，这也深深地影响到我。现在国内的不少考古课，面越来越窄，自我感觉专门精深，却不见得利于学生长远的发展。不过考古学通论这样的课程最好还是由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师讲授为好。

1987年在北大西门

本科阶段还上过许多其他的考古课程。断代专题性质的课程，有“旧石器时代考古”（吕遵谔）、“新石器时代考古”（张江凯、赵朝洪）、“商周考古学”（李伯谦）、“战国秦汉考古”（高崇文、赵化成）、“魏晋南北朝考古”（齐东方）、“夏商周边境青铜文化”（孙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晁华山）、“古文字学”（高明）、“甲骨文研究”（葛英会）、“汉唐考古文献介绍”（权奎山）、“中国佛教考古”（马世长）、“动物考古学”（黄蕴平）、“古代货币”（高崇文）、“古代陶瓷”（权奎山）、“古代绘画”（杨新，故宫博物院外聘）、“中国古代碑刻”（张辛）等。方法技术类的课程，有“田野考古学概论”（严文明）、“人体骨骼鉴定”（吕遵谔）、“现代科技与考古”（原思训）、“考古绘图”（马洪藻）、“考古摄影”（赵思训）。此外还有“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李仰松）、“文化人类学”（李水城）等。讲授这些课程的很多老师都是某一领域的集大成者，大部分老师都能把自己最好的研究传授给学生。尤其各门断代考古最为重要，为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考古学基础。

北大考古本来就是从历史系分出来的，我们上本科的时候还开设不少历史课，而且都是历史系的先生们给我们讲，有“先秦史”（孙淼）、“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祝总斌）、“隋唐宋辽金史”（吴宗国）、“元明清史”（王天有）、“世界古代史”（周怡天）等。这些历史名家开设的历史课，使我大致了解到历史学的脉络，对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很有好处。我一直以为考古学的目标归根结底是历史学，和文献史学的结合是考古学阐释的第一选择。当下的考古学教育似乎以和历史学剥离为荣，不给学生开或很少开历史课，也不请历史学专业的老师上课，导致不少考古学专业学生缺乏基本的历史学常识。

除了考古、历史方面的专业课，全校性的选修课就很灵活了，选课基本是跟着感觉走。我选“西方现代艺术”课，开始是觉得好奇，老师的讲授也确有令人脑洞大开之处，最后还给了我满分。选英文电影课，纯粹是为了找机会看电影，英文并没有听懂多少。上世纪八十年代高校思想空前活跃，我们会争先恐后地去听感兴趣的讲座，或者去蹭课，不少热门课堂座无虚席，走廊甚至门外都是人。我还课外阅读了不少哲学、心理学、文学等方面的书籍。套用一个现在时髦的词汇，这也许就是所谓“通识”教育了。现在的高校特色学院书院满天飞，都说是为了达到“通识”教育目标，可学生多被“绩点”和排名所左右，真能做到按兴趣选课和阅读吗？我看很难。

考古专业最关键的就是大三的田野实习。我们是1989年下半年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实习，由新石器考古教研室的张江凯、赵辉和张弛三位老师带队。开始时所有人都在肖家屋脊区发掘，后来我和方勤、刘琳、韦江、张良仁、张攀几位男生到谭家岭区，在那里发掘出当时觉得很厚的墙和很粗的柱子，后来石家河古城垣发现后，才知道那里差不多是核心区。发掘结束后转入荆州博物馆整理资料。通过实习，我学到了基本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方法，更重要的是从此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本科毕业论文由张江凯老师指导，题目是《江汉平原地区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分期》，我根据那两年的学生实习报告对石家河文化进行分期研究，算是我最早的一次尝试性的考古学研究吧。

1989年本科实习，荆州博物馆

二

1991年本科毕业后我被推免上新石器考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严文明先生和张江凯老师。硕士期间学习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老师不再系统讲授，而是让学生根据教学大纲课外阅读、课堂讨论，老师点评、指导。严文明先生给我们开的课程主要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我们讨论时先生一般不会插话，他会在认真听完大家的意见后，平静地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存在的问题，使人常有茅塞顿开之感。我们的计划中还有一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实际上是在先生指导下自学，我对古史很感兴趣，阅读了不少古文献和王国维、顾颉刚、蒙文通、徐旭生等先生的论著。现在想起来，在高校考古学专业开这类课程的恐怕为数不多吧？这门课的名称和徐旭生先生的书名完全相同，可见严先生对徐旭生先生的古史研究高度认可。从徐旭生到苏秉琦再到严文明，其间有一种古史研究的师承关系在内。我以后做古史传说研究也算是这一师承关系的接续。此外，我还上过李伯谦先生的“夏商周考古研究”，李仰松先生的“民族考古学”，夏正楷老师的“第四纪地质学”等课程。我以后能在夏商周考古、环境考古等领域也做些研究，与这些课程的开设有很大关系。

研究生阶段更重要的是阅读专业书籍，寻找研究门径或方法，开展研究并撰写作业。其实写作业就是写论文。无论是听课还是阅读，目标是为了开展研究，必须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意识，找到着力点和方法。研究生阶段不“入门”，以后恐怕就很难了。我本科阶段读的专业书比较少，硕士生阶段才开始认真读，中英文都读。读英文书也是为了训练一下英文阅读能力。读书可以泛读，也可以集中于弄清某个问题。我因为对墓葬研究有兴趣，翻阅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献，尤其是英文文献，写成一篇《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探讨》，算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课的作业，1992年得到贺云翱老师支持发表在《东南文化》上。因为对国内所谓民族考古学的提法有点看法，就写了《什么是民族考古学》，也是“民族考古学”课的作业，发表在1993年的《东南文化》上。这是我最早发表的两篇综述性的论文，当然很不成熟，但却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严文明先生也是支持鼓励学生撰写并发表论文的，他对我说论文会越写越好，熟能生巧。硕士期间还有两篇作业《大汶口墓地分析》《殷墟西区墓地分析》，分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和“夏商周考古研究”课的作业。两篇文章都是模仿严先生《横阵墓地试析》的，连语言都模仿。我觉得对初学者来说模仿很重要，就像写字从描红开始一样。写《大汶口墓地分析》时，我注意到大汶口墓地晚期的时候，整个墓地已经被少数大墓占据了，社会发生质变，这可能是正式进入文明社会的节点。写《殷墟西区墓地分析》的时候花了更多功夫，一两千座墓要分析、列表、作图，还去考古系资料室查半人高的《甲骨文合集》，最后得出殷墟西区墓地是20几个族而非8个族“聚族而葬”的结论。《大汶口墓地分析》在毕业前发表于《中原文物》，《殷墟西区墓地分析》先是投给一个刊物不采用，再投《考古》才发表，审稿专家还给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

1992年后半年的研究生实习，是和宋豫秦老师一起发掘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宋豫秦当时是邹衡先生的博士生，此前已经在郑州大学任教多年。宋老师不在的时候我要负责整个工地。记得多数时候我都是第一个到工地，站在挖出来的土堆上面，招呼四周的农民工来工地上班，又是最后一个推着装满陶片袋的架子车离开工地。有几天还和北大城环系的莫多闻老师等做环境考古调查。记得当发掘结束并在练江河洗完所有陶片后，在夕阳的余晖里我突然伤感不已。1993年我还小规模发掘了驻马店党楼遗址，发掘时住在菜地中一个堆过砖坯的小棚里，铺稻草当床铺，点蜡烛照明，当时也没有觉得艰苦。还整理发掘资料，拼陶片绘图，定型式分期，在整理室地上把那些陶器标本反复地排列组合，终于找到了类型学的门道，受益终生。1994年暑期又到驻马店继续整理发掘资料。我执笔编写发表了杨庄和党楼遗址的发掘简报，还合作编著出版了《驻马店杨庄》发掘报告。

上世纪80年代北大考古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大多是以学生自己发掘的资料为基础展开研究，填补某些时空方面的空白，我也不例外。我的硕士论文是以驻马店杨庄遗址为基点，做豫东南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这当然首先得吃透杨庄遗址的材料。在整理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龙山前期遗存属于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后期属于以河南中西部为中心的王湾三期文化，将视野扩大到整个豫南甚至江汉两湖地区，也还大致如此，进而认识到龙山前后期豫南江汉等地发生过一场文化巨变，并可能与传说中的“禹征三苗”事件有关。我把以上这些认识综合起来，就形成硕士毕业论文的初稿，有36000字。严文明先生看后，觉得我的逻辑不够清楚，就替我改拟了一个论文提纲，每个纲目下面还有说明。这次指导对我影响很大，我领悟到写论文就得紧紧围绕主题，逻辑清晰地展开，不能啰嗦枝蔓。我按照严先生的提纲修改，形成12000字的论文定稿。被删下的两万多字经过修改，就是稍后发表在《考古学报》上的《王湾三期文化研究》那篇文章。

三

1994年拿到硕士学位后，我到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工作。两年后考上了严文明先生的博士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生阶段的英语课外教管得严，没法缺课，因而口语有点进步，还学习了二外德语。专业课只有“考古学原理”、“新石器时代考古专题”、“中国古史传说”三门课，有的听严先生讲，但主要靠自学。

严文明先生在我的博士生指导方案中，指定我主要研究华北或是北方地区，这是因为他计划好让我去内蒙古凉城县老虎山工作站，复合整理岱海地区的一批考古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写作博士论文。岱海地区这批资料，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田广金和郭素新老师多年发掘所得，他们已经做了陶器拼合、统计、分期等初步整理研究工作，但没有精力编写报告，希望严先生派得力的学生帮忙。严先生选中了我。这对于我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机遇。

1997年下半年，我到老虎山工作站，主要整理龙山时代资料，兼及仰韶时期，同时也做了岱海地区几个城址的补充性勘察测绘和小规模发掘。整理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画图。我把每件石器上面能观察到的制作和使用痕迹都画了出来，陶器呢，断面是怎么接的，里面是怎么拍的，口部是怎么修的，下腹是怎么刮的，能看见的痕迹也都画出来。其次就是整理历年来的文字资料。当年发掘时条件非常艰苦，住宿只能靠挖窑洞，而且发掘人员分好多批次，那种情况下的文字资料就比较散乱，要弄清楚不容易，我除了耐心整理，还请教田老师、郭老师，以及曾参与发掘的技工等。第三，最关健的是排队分期。我每天一边绘图一边琢磨分期的事情，有时半夜有了灵感就跑去整理室摆弄一番陶器。由于绘图时我对器物有细致观察，所以分期排队时就顺畅多了。我深深感到，发掘、绘图等，都得考古学者亲历亲为才行。对做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人来说，如果没有感性认识，没有摸陶片的功夫，没有类型学的功底，可能永远都是在隔靴搔痒。

1997年正好赶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日本人合作发掘附近遗址，有一段时间老虎山上还是蛮热闹的。有时陪田老师吃饭，他会一边小口喝着呼白，一边给我讲他对北方地区考古的很多思考，尤其是他关于长城沿线人地关系的认识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但是多数时候山上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两条狗。记得我住的宿舍里堆满了朱开沟遗址出土的人骨，那时也不觉得害怕。每天一边整理绘图，一边在收音机里听山南大同台的节目。还会到旁边山泉取水，拿着望远镜寻找远处的人和车，或者到老虎山城址走走，在大石头上坐坐，想象一下四千多年前这个村落的热闹情景。这样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山上呆了接近五个月，终于完成整理任务。回京后我就编著了《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在博士毕业前后出版了。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此后不久又合作编著出版了《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联合考察报告集》、执笔编著出版《岱海考古（三）——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其中《岱海考古（三）》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报告，有不少我的类型学和分期研究心得在里面。

我的博士论文对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人地关系做了系统研究，指出和中原江汉地区一样，北方地区龙山时代也有龙山前后期之分，龙山后期北方人群南下，极大地影响到晋南等地文化格局变动，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气候转干冷的环境背景。还有，之前学术界一般都将老虎山等石城的出现和社会分层相联系，但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石城”都只是普通的石围墙村落，只有石峁这样的聚落属于“陕北超级聚落群的中心”，于是提出文明演进的“北方模式”概念，认为其与社会分层分化显著的“东方模式”有别。答辩时博士论文得到好评，后来获奖不少。值得一提的是，博士生期间因为某些学术事件，引发了我对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问题的深切关注，在博士论文中我首次提出“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概念。读博士期间，我还在《考古学报》《考古》《北京大学学报》《中原文物》等刊物发表过十多篇论文。写博士论文期间严文明先生除指导我如何收集资料，如何规划论文，还叮嘱我“实在忙不过来可以考虑延长学习期限，总之不要把身体压垮了，切记切记”。后来博士论文出版时给我写的书序里又有这样的话，“建业不但业务基础好，更是一位十分认真和不知疲劳的人，所以工作效率极高”。对我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学术研究指导方面，他说得最多的就是严谨治学、实事求是，讲事实摆道理，不要以论代史；要以清楚的甄别不清楚的，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一篇文章就讨论一个主题，要有新意，要逻辑清晰，语言要平实、准确、简练。

四

如果1991年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算是我考古学研究起始的话，那至今已有30多年。这些年我独著或者以我为主出版过大约20部书，发表过大约200篇文章，重点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涉及夏商周考古学，包括文化谱系、聚落形态、人地关系、文明起源形成、古史传说、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比较、理论方法等方面，大部分研究内容都和在北大期间的学习经历有关。

文化谱系是我着力最多的方面。硕士生阶段从研究豫东南龙山时代文化谱系开始，扩展到河南中西部、江汉两湖地区。博士生期间从内蒙古中南部仰韶、龙山开始，扩展到包括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冀西北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涉及黄河中下游各地。这期间我最有意思的发现，就是约距今4100年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文化南下所引起的格局巨变。在北京联合大学工作期间，我对北京地区先秦时期文化谱系做过研究，出过专著《北京先秦考古》。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梳理西北地区先秦文化谱系的时候，我发现新疆的情况不容易看明白，就对已有的新疆史前材料做了一番研究，再于2004年赴新疆调查，2005年就新疆史前文化分期谱系写成论文并发表，2007年出版《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被严文明先生称之为“第一部研究汉代以前新疆历史的考古学著作”。2010年开始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最繁重的工作就是对全国范围新石器时代至晚商以前的典型遗存进行分期排队，然后按照不同层次合并形成小区分期、大区分期，最终形成早期中国文化的时空框架。其中对海岱地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来源，对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关系等的研究都有一定新意。此外，我对中国古代屈肢葬、先秦洞室墓、新石器时代陶鼎等也都做过谱系梳理。

文化谱系和文化格局研究自然就牵扯“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问题。这一概念是我在严文明和张光直先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我博士论文当中就提出来的。受严文明先生“重瓣花朵式”格局理论的影响，我也重视中原或者黄河中游地区的特殊地位，2004年之后发表《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等文章进行阐述。2009年发表的《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一文，重点讨论了大约距今8200年以后出现早期中国文化圈萌芽的时候，裴李岗文化所起的核心作用。2012年发表《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论述了距今6000年左右东庄—庙底沟类型扩张影响而正式形成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过程。2011年我还组织召开了过一个“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不少同仁在会议上发表了他们关于“早期中国”或者“最早中国”的看法。2015年我的《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出版，严文明先生写的书序里说我“很早就注意到在先秦乃至史前时期就存在一个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算是对我在这方面研究的肯定吧。

聚落形态研究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总是连在一起。这方面是从大汶口墓地、殷墟西区墓地的研究开了个头，之后就是博士论文对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和社会的研究。博士毕业后参加严文明先生和赵辉老师牵头的教育部重大课题“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我具体负责北方地区，对该区域聚落与社会演进脉络做了更深入的梳理。2003年发表《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结合聚落形态讨论了北方、中原和东方模式，算是较早注意到中华文明演进的不同路径问题，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此后的一些专著也都包含聚落演变和社会演进的研究在内。2010年以后，结合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我有了更多对于文明化进程的思考，曾对良渚、陶寺与二里头等超大型聚落遗址在中华文明演进道路上的地位做过讨论，对中原和江汉、海岱、北方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做过比较。近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等，开始从一个更大视野综合审视中华文明历史问题，提出不要把文明和国家混为一谈，不要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几个阶段搅在一起，认为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距今8000多年和距今6000年左右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两个阶段，约距今5100年是中华文明正式形成的时间，约距今4100年是进入夏代和政治上“一统”的阶段。中华文明具有敬天法祖的“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格局，是一种独特的“天下文明”模式，这种文明模式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至今的根本原因。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开始由我主持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新阶段调查发掘，了解到遗址范围至少600万平方米，夯土“九台”围绕的核心区30万平方米，宫城区上万平方米，加上前人发掘的700多平方米的主殿，聚落和建筑规模惊人，可与同时期的良渚、乌鲁克等大型聚落相媲美，为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提供了坚实证据。

我对人地关系和环境考古的关注开始于驻马店遗址的发掘，博士生期间有了更多认识。博士刚毕业的时候，因严文明先生推荐有幸参加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期间参加过几次刘东生先生主持的会议，每次都能从地学前辈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最后完成了相关专题的研究，但梳理得并不理想，于是就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展开进一步研究，发现了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的几项特征，比如植被带的南北移动带动不同经济方式的人群南北移动；人群的南北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和冲突，加速了文化和血缘上的交流；形成了适合当地环境的社会发展模式——北方模式；在极端气候期，不同的应对策略会带来明显不同的结果等。尤其注意到距今5000年和4000年气候事件对中国北方地区文化乃至于更大范围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我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时间不长，2004年涉足新疆考古，才开始关注新疆等地和欧亚草原、中亚等地的关系，在新疆专著当中提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彩陶之路”概念，强调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相互性原则。受新疆考察的启发，我注意到中国古代屈肢葬、洞室墓的谱系，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形成，都需放在亚欧视野下，或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2010年我出访希腊和埃及，给了我很大震撼，为何古埃及文明、古西亚文明都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唯独中华文明延续至今？2012年我发表《“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略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前者提出了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几个阶段，后者论述了距今4000年左右西方青铜文化对中国文化格局、经济形态、社会变革的重要影响。这一年我还开始参与李水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史前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并作为子课题“史前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与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负责人，这当然又是深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好契机。2012至2015年期间我有机会多次出访欧美各国，参观考察了欧洲不少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多感性认识，尤其以在德、美做访问学者的两次经历收获最大。2014年在德国柏林的考古研究院访学，就住在研究院里面，可以很方便地进出图书馆，接触到大量英、德、俄文的考古报告，有了将亚欧大陆全新世大部分时段文化分为三大文化圈的初步想法。2015年在美国洛杉矶的盖蒂研究所做客座学者，应邀到洛杉矶加州大学，和研究生们交流了我关于“三大文化圈”的想法，最近发表《全新世亚欧大陆的三大文化圈》一文。我曾发表多篇论文，讨论了距今5000多年以后中西方之间在器物、艺术形象、技术思想等各方面的体现出来的文化交流，并将其划分为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大阶段，近期以《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一文做了个小结。2018年以来我开始主持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除继续关注中西文化交流外，将重点放在了早期东西文明比较方面。

我对古史传说的研究最有兴趣，开始得也早。写过不少相关论文，出过两本论文集。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禹征三苗”“稷放丹朱”“涿鹿之战”这样三个战争事件的论证，由此可基本确定“五帝时代”的真实性和年代框架。硕士生阶段对“禹征三苗”的研究，使我坚信考古学和文献对证研究是揭开中华上古史之谜的必由之路。2001年发表的《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我根据陶器等的巨大变化，提出大约距今4100年前北方文化南下晋南，可能对应“稷放丹朱”事件。后来在陶寺古城发现的动乱暴力事件，以及石峁石城的新发现等，很大程度上佐证了这一观点。2002年我发文提出距今6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的扩张可能对应涿鹿之战，产生了较大影响，现在我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距今4700多年前北方地区石城的崛起和黄土高原以东地区文化巨变，才更可能是“涿鹿之战”的反映。最近我还提出古史研究的两种方法，一个是将考古学上的巨大变迁和古史传说中的重大战争事件等结合对证的“变迁法”，一个是将考古学文化谱系、古基因谱系、古语言谱系和古族群谱系结合对证的“谱系法”。古史的对证研究很有趣，很重要，也很难，做的时候要慎重。

我对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没有多少贡献，直到最近才写了几篇，涉及考古学文化阐释、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方法等，算是这些年来学习和研究考古学的一点体会。当然，关于文化上早期中国和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等的论述，或许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性质。

五

我先后在北京联合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两所学校做考古学教师。联大是一所为北京市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普通高校，我所在的历史系那时候只有本科历史学专业的文物博物馆或文博旅游等应用性方向，还没有考古学科，考古学教师也就刘曙光老师和我两个人，而且刘老师在我到联大不久后就调走了。我一去就接手了“中国古代书画”、“中国古代钱币”两门我并不专长的课，稍后还开始讲“考古学通论”课程。“中国古代书画”课讲的时间不长。“中国古代钱币”我是花了功夫备课的，还为学生准备了不少标本，并出版了同名的教材，但毕竟缺乏研究，后来就不讲了。“考古学通论”课因为有严文明和宿白两位先生的讲义作为基础，准备起来要顺手得多，我自以为这门课对学生的影响较大，我自己在讲课的过程中也收获不小，至少能将各个时期的资料贯通起来考虑。这门课后来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精品课程”。

2005年我开始担任历史系主任职务，期间迎来了第二次申硕的机会。因种种原因，联大学科基础薄弱，学科建设举步维艰。我们吸取了第一次申硕失败的教训，突出了研究方向的特色，在专门史学科下设了北方物质文化史、北京文化史和台湾历史文化三个方向，学术带头人分别是我、朱耀廷和徐博东教授。2006年专门史硕士点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2007年开始正式招收硕士生，这在联大学科专业发展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们为此付出了艰苦努力。2008年我接手学科带头人，2009年还担任校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在基础很弱的情况下，计划在最短时期内建成“文科综合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过半年时间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建成考古、历史学专业相关的多个实验室以及“文博馆”，加上其他实验室，2009年6月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如愿被评为北京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2月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2012年正式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使联大学生有了一个良好的实验实践教学平台。

2011年教育部调整学科目录，原先的历史学科分成了考古学、中国史和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幸运的是联大的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所以这一年是考古学科发展的关键一年。此后考古学科不断发展，教师增加到10多位，实验室不断增多，2012年的教育部学科评估，联大考古排在了全国考古学并列第9名。这对联大来说，是不容易的成绩。2013年还新增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2015年获得“考古发掘团体资格”。

我在联大的研究生教学中尽量继承北大严谨求实的学风，给学生讲授“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考古文献阅读与研究”等课程，上课方式主要是在课堂上讨论学生课外阅读所发现的问题，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我也很重视研究生的田野实践，安排他们到全国各个考古工地发掘实习，带他们到各地考古调查，不少学生在一次次实习过程中逐渐跨入考古学的门槛。

我的导师严文明先生始终关心和支持我在联大的工作，为联大考古学科等的发展给予了不少帮助。2012年10月揭牌的“文博馆”三字就是先生题写，还把他珍藏的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高柄杯复制品等标本捐给文博馆。这件高柄杯是钟华南先生上世纪80年代用实验考古方法复制的，代表蛋壳陶复制的最高水平，还发表过文章。据说钟华南先生的复制品现在基本都不见了，所以严先生这件藏品弥足珍贵。2012年严先生还给联大考古学科捐赠了考古学方面的中外文图书、期刊约3000余部（册），建立了“严文明图书特藏室”。2015年严先生受邀担任北京联合大学“学知书院”首任院长，并为书院题写了院名。

2018年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这里考古学本硕博体系齐全，但教师少，我承担的课程比在联大还多，基本上每个学期要上4门课，我自己单独上的有本科生的“西方文明的起源”，硕士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和其他老师合上的有本科生的“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学通论”、“中国考古通识”，硕士生的“考古文献研读”，博士生的“主文献研读”等课程。好在我在人大没有行政职务，可以全身心地做研究和教学，教学上投入的精力比以前多了不少。为备“西方文明的起源”这样一门课，我查阅各种外文资料，收集大量考古图片，花了近一年时间。备全校性通识课“中国考古通识”，也和同事们花了不少时间，还和李梅田教授一起主编出版了同名的教材。研究生课程仍然是课堂讨论指导为主，学生的来源不一，有的基础扎实一些，有的对考古类型学等缺乏了解，也不愿意花时间学习训练，如何改进是一个难题。因为时间宽裕起来，我终于可以每年带学生下田野实习了。从2016年起我带着人大、联大的学生在新疆发掘实习，先后发掘了双河市泉水沟、博乐县都木都厄布得格、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等遗址，培养了一些关注史前新疆考古和中西亚、南亚、欧亚草原考古的学生。2021年起带领人大学生合作发掘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成果丰硕，学生收获也不小，有好几位学生以南佐或黄土高原新石器时代考古为重点撰写学位论文。近几年的暑期我基本都是在考古工地度过。

2018年带学生在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实习

2023年带学生在南佐遗址发掘实习

回想起来，我先后教过的本科生有一两千人，带过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有七八十人，上过十余门课程。毕业生大部分都在全国各地文博考古行业工作，或者在高校做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有不少已经做出了成绩。看着学生们的成长，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原载《南方文物》2023年第4期）